孙海洋称人贩子吴某龙将受审：这么多年，他就残忍地在附近看着我们找孩子

（原标题：孙海洋称人贩子吴某龙将受审：这么多年，他就残忍地在附近看着我们找孩子）

↑孙海洋发布视频称拐走孙卓的吴某龙将开庭受审

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之子孙卓被拐一案即将迎来新进展。

4月2日，孙海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4月7日，拐走孙卓和符建涛的吴某龙，将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受审。据澎湃新闻报道，孙海洋委托的代理律师姚克枫称，他此前接到法院的电话，被告知上述开庭信息。4月2日，记者多次致电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暂无人接听。

孙海洋表示，他还将向吴某龙提起民事诉讼，希望其受到应得的惩罚。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民事诉讼方面，他还将向吴某龙提起580万元的民事赔偿。此前，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采访时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吴某龙涉嫌拐骗儿童罪，可对其实施的顶格判刑是5年有期徒刑。

“14年来，在寻找孩子的过程里，我的妻子几次想要自杀，我去到很远的地方找不到孩子，都不敢回家，想跳楼。”他认为，吴某龙拐走两个孩子长达14年，给两个家庭造成了14年的痛苦。孙海洋告诉记者，他了解到，拐走孙卓的吴某龙，多年来一直都在深圳、东莞一带活动，甚至还曾在深圳白石洲孙海洋开的包子铺附近住过。“原来他一直就在我身边。我很震惊，我包子铺上的招牌都改成了‘悬赏20万元寻子’，到处张贴寻人启事，他就这么残忍地一直在附近看着我们找孩子。”孙海洋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孙海洋还在参加一个寻子活动。几十位家长都拿着寻人启事，希望能传递寻子信息，“我一个人躲在宾馆里，不敢看他们。有人苦苦寻找孩子几十年，为什么拐走了孩子的人（顶格）只判5年呢？”孙海洋说。对于孙悦、孙卓、孙辉姐弟三人的近况，孙海洋表示他们一切都好。孙卓对现在的城市和学校都适应得很好，平时住校上课，周末回家。

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2007年10月9日傍晚，有人趁孙海洋不备，在孙海洋开的包子铺附近将他的儿子孙卓抱走。从此，寻找儿子成了孙海洋的主业。他将自家包子铺的店面改成“寻儿子点”，发起“寻子联盟”，与公益组织、警方、媒体合作，走遍大街小巷，在寻找自己儿子的同时，也帮不少父母找回了被拐走的孩子。

2014年，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亲爱的》上映。孙海洋就是该片的主角原型之一。2021年10月，深圳市公安局在侦办一宗拐骗儿童积案时，获取重要线索，发现吴某龙有重大作案嫌疑。公安部“团圆行动”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山东聊城阳谷县一男孩与孙卓高度相似。经DNA确认，该男孩就是孙海洋被拐的儿子孙卓。12月6日，孙海洋在全国观众的见证下，紧紧地抱住了孙卓，与失散14年的儿子重逢。

红星新闻记者 王语琤 蓝婧

延伸阅读：

14岁女孩被拐卖后生下两子 为了孩子上学与"买方"领证

红星新闻记者｜孙钊 陈怡帆

责编｜官莉 编辑｜何先锋

2013年10月，25岁的佤族女孩巧云（化名）被拐多年后，回到云南沧源故乡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故乡已变得陌生，听到熟悉的乡音，巧云已无法用同样的语言回答。面对苍老的父母以及身边的孩子，巧云将报警的事情一拖再拖。直到2023年初，她下定决心公开求助。今年2月，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警方立案侦查。巧云说，她希望能让拐卖她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3月23日，红星新闻联系上巧云所在村的村支书和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均向记者表示知晓巧云曾被拐一事，案件后续情节以官方通报为准。3月27日，临沧市沧源县委政法委书记向记者表示，据其了解，巧云外出打工走失后，其父母并未报警，原因在于带她打工的杨某是巧云当时的男朋友。杨某承认自己拐卖妇女，“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处理”。

自述

14岁外出打工被拐

曾试图逃跑，但被男方抓回

巧云是云南沧源人，2003年，年仅14岁的她辍学在县城打工。因家中子女多，巧云想为父母分担经济压力，于是萌生了去外地工作的想法。

尽管家人并不同意，但同乡的杨某告诉她和另一个伙伴，自己可以带她们外出打工时，巧云还是选择跟着杨某离开沧源县。

巧云说，自己那时候没有手机，离开沧源外出打工的决定，也没有来得及跟父母沟通，“那时候妈妈会来县城看我，但我离开沧源的时候，都没来得及跟父母告别。”后来她才得知，自己离开后，父母曾四处寻找过她，但怎么也找不到，就以为巧云“人没了”。

她不会想到，轻率做出的决定，会就此改变她的一生。巧云告诉红星新闻，一路上的费用基本都是杨某承担的，“当时非常信任他，所有的开销都是他出的。”但是后来杨某开始向巧云索要相关的“费用”，“我们两个基本都没有钱，然后他就开始逼我们，说把我们给卖掉。”

杨某带着巧云和她的另一个姐妹一路北上，最后在陕西停了脚。某日，巧云被杨某通知说，要给她们找个婆家，“他就叫我们起来洗漱，但我们不同意，我们说自己是出来打工的，所以第一次就没卖成。”

但好运并没有持续太久，杨某此后不断要求巧云还钱，最后将巧云强行“嫁”了出去，“他说让我嫁给那边，然后过几个月就来接我们。因为他是威胁我的，我没有办法。”

2004年11月左右，巧云记得，自己被以不到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宁夏固原某县城的“买家”。她被“买方”家的一对兄妹接走，其中29岁的男人，后来成为了巧云两个孩子的父亲。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巧云对于两个孩子父亲的称呼，一直是“那个男人”。

巧云的记忆中，她被接走时并没有过多的反抗，更多是绝望和麻木。她在汽车上颠簸了很久，随后步行到买方家中。

巧云首先跟“那个男人”的妹妹同住一起。她告诉红星新闻，因为同是女性，这个女孩在生活上对她颇为照顾，“她会给我洗衣服，做饭”。

起初，买方会尽量照顾她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没有强迫我劳动或者是别的，一开始也并没有过多地限制我的自由。”巧云说，但几个月过去，杨某并没有来接巧云。对父母及故乡的思念，让巧云不断萌生逃跑的念头。

2005年的一个雪夜，巧云终于下定决心出逃，“我在云南长大，都是青山绿水的。那天突然就下起了大雪，然后树上光秃秃的，突然就非常想家，决定晚上就跑。”

这次出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就在巧云深夜想通过高大院墙下的梯子离开时，“那个男人”与她在院落中“不期而遇”。巧云爬上梯子，从高墙上跳下栽入厚厚的积雪中，蹒跚着跑出了几十米，就被他追上，“我知道他说让我跑是反话，也是在试探我。我跑了几十米就摔倒在雪地里了，那个男人追上我踢我的小腿，然后把我带了回去。”

这次逃跑之后，“买家”一方对巧云开始严加看管，“他们看我看得很紧，白天院门都是锁着的，如果他们要出去，家里房间的门也是锁着的。”

无奈

生下两个孩子

为解决儿女上学问题与“那个男人”领证

在买方家住了近一年后，“那个男人”最终还是对她“下了手”。

巧云说，“那个男人”趁他妹妹不在家，强迫她发生了关系，“他来到我的房间，然后就用细麻绳把我的双手反绑了。”

生第一个孩子时，巧云给家里写了信，随后她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我们两个都很平静，但我的心里真的很痛。当时觉得自己可能再也逃不出这个境地了。”

生了孩子，又与家人建立了联系，巧云回家的念头渐渐被压下去了一些。但对于“那个男人”，巧云始终保持冷漠，“就是很讨厌那个人，你不喜欢的人，你怎么看他都不顺眼。”

生活的琐碎和无时不在的看管也让她不堪重负，巧云说，自己曾意图轻生。她那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在别人的地盘，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

此后，巧云又生下了一个孩子，“在大女儿年纪大一些时，我基本上可以出门了，但那时候也麻木了，有时候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心情会稍微好一点。”

巧云说，大女儿4岁时，曾经问她是不是被拐来的，这个问题让她无比伤心，“孩子什么都是知道的。”

两个孩子最终成为了巧云最大的牵挂。

2013年，在巧云趁男方外出打工逃回云南沧源故乡后，她为了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甚至主动联系了“那个男人”，并再次返回宁夏办理了结婚证。

对于和男方领结婚证一事，巧云告诉记者，在2013年孩子上学需要户口，给孩子补办户口时，自己也咨询过，以为必须要结婚证，当时不知道还有其他落户途径，所以就和他领证了。

在办理了结婚证后，“那个男人”曾经和她短暂回到沧源生活过一段时间。随后“那个男人”以上学为理由将大女儿带回了宁夏，2015年，“那个男人”又把小儿子也带走了。

从2013年回到故乡之后，巧云一直没有报警，一双儿女成了她最大的软肋。巧云希望追究杨某的法律责任时，也担心会牵连到“那个男人”，从而影响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另一方面，她也觉得“因为事情过去那么久了，还领了结婚证，说出去也没有人相信”。

在两个孩子被接走后，巧云再也没有和他们见过面，但她还是会跟孩子在微信上聊天。2023年初，巧云决定公开求助前，曾小心翼翼地征求了大女儿的意见，“我是要抓一些坏人，可能会让你父亲受到一点牵连，希望你能理解。”巧云说，当时女儿的反应“比较平静”。

释法

如今是否过了追诉期？

“买家”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今年2月，巧云联系上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并将其经历在网络公开。2月10日，巧云拿到了沧源县警方的立案告知书。当地警方认为她被拐卖一案，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侦查。

3月23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检察院，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案件正在核查中。对于究竟是对“是否批捕的核查”还是对案件其他细节的核查，上述工作人员称暂时不便答复。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委政法委回应表示，在巧云公开求助之后，他们就派了工作专班前往巧云的户籍地及常住地了解情况，“后续的工作还在开展当中。”

3月27日，临沧市沧源县委政法委书记向记者表示，据其了解，巧云外出打工走失后，其父母并未报警，原因在于带她打工的杨某是巧云当时的男朋友，“男朋友把她卖了，（巧云方）一直都没报过案，所以说现在案情还有点复杂，已经交由我们公安部门依法在重新梳理。”该书记还表示，杨某承认自己拐卖妇女，“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处理”。

在等待案件调查过程中，巧云亦有对案件已过追诉时效的担忧。

对此，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同时，“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

林小明表示，由此可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其追诉时效为20年，而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如果当事人所述确凿，从2004年11月犯罪之日起算尚未过追诉期，从2013年犯罪行为终了计算，也没有过追诉期。”此外，按照《刑法》有关规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即便追诉时效已经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核准进行追诉。”

另一方面，对于收买被拐妇女一方，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根据《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不过，林小明律师表示，追究收买方的刑责，会影响其直系亲属，这意味着她的两个孩子会受影响，如果当事人愿意谅解，收买方的刑罚则会从轻或减轻。

此外，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记者梳理近10年逾400份涉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决文书发现，在刑罚方面，将收买被拐妇女罪与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因而刑罚较重的案件不占主流地位，绝大部分判决仅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一罪进行定罪处罚，缓刑的适用率较高，约占7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