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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上海一家三口全部锒铛入狱!大墙里,他们以特殊方式度过晚年

时间:2023-10-24人气:作者: 未知

一夜之间,上海一家三口全部锒铛入狱!大墙里,他们以特殊方式度过晚年

她记得,丈夫杀人的场景。那晚,在自家客厅里,两个男人先是争吵、拉扯,继而动起手来。她上前拉架,也被卷入打斗。对方用木棍打得丈夫头破血流,丈夫夺过棍子,将对方一下拍倒在地。

男人的血在地板上汩汩地流,夫妻俩都没有上前,也没说一句话,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直到晨光熹微,回到家的儿子被吓得直哭:“爸妈,怎么办?”当时56岁的她异常冷静:“装进行李箱,扔了。”

身材瘦小,眉眼带笑,如果在公园看见她,是那种你愿意多聊几句的大妈。但如今这一身囚服,很是扎眼。因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上海市南汇监狱今年67岁的田丽(化名)讲起11年前犯下的罪行,神色平静。她的丈夫,70岁的陈勇(化名),就在同一面“大墙”里,距离她不远的监区服刑。

在这座集中关押老病残服刑人员的特色功能性监狱里,古稀之年也不特殊,目前的在押犯里,年纪最大的已近九旬。

重阳节,这对夫妻、这群老人,以回忆和忏悔、希望和憧憬的特殊方式,在这里度过。


上海市南汇监狱里的老年服刑人员

田丽说谎了。凶器不是木板,丈夫用的是榔头。有意无意,她会回避“故意杀人”这种描述,选用“不小心”“防卫”等词。而被害人与自己的关系,也只是“一起玩玩”。虽然,判决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暧昧关系”。

两男一女,婚外有染。到了监狱,田丽从不和其他服刑人员聊案情,怕别人对她有看法,会瞧不起她,骂她是害人精。

与其他监狱不同,铁窗间,一片灰白色的头发。穿着囚服的老年犯们,眼窝凹陷,眼皮松垮,眼球像蒙了雾。即便有外人走过,他们也很少抬头,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慢慢叠纸盒,贴着书看字,或者只是坐着……

刚接触“爷爷奶奶”辈的服刑人员时,年轻的民警多少都有纠结。“从道德层面,我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深恶痛绝,但作为监狱警察,我有矫治挽救他们的职责。可从小受着尊老爱幼的教育,我又很难去教育比我奶奶年纪还大的人。”24岁的民警魏雅婷说。

资深的民警告诉她:“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


南汇监狱的板报

“一辈子老老实实,老了老了,怎么成了杀人犯?”田丽被捕后,反复问自己,好好一个家,到底是怎么被自己毁了的。

作为家中长女,父母去世后,田丽就成了“大家长”,尽心扶持弟妹。陈勇则是兄弟三人中最小的,从小备受照顾。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同被分配进工厂,做汽车装配和喷漆工作。儿子1982年出生,懂事听话。夫妻俩到退休都兢兢业业。“我得过先进,我老公当过班长。虽然偶尔吵吵架,感情一直挺好的。我们一辈子鸡都没杀过,履历上清清白白。”

开庭那天,田丽吃了好多保心丸。“我心脏没毛病,但真的太慌了。”杀人偿命,她做好了死刑的准备。一家三口商量好,只要判决里不带“死”字,就绝不上诉。最终,因为协助抛尸,儿子被判了三年,陈勇和田丽一个无期、一个有期。

儿子出狱后来探监,对着母亲一直哭,半晌没说话,憋出一句:“我恨过您,但也爱您,您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如果当初……”

可惜没有“如果当初”。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三口,怎么都变成了服刑人员?亲友眼中的老好人,为何会锒铛入狱?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他们跌入深渊?

“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认识那个人会怎样。”田丽想起了阿强,想起他在舞厅里的神采飞扬,想起他凶狠地逼自己离婚,想起他要260万精神损失费时的泼皮样子,想起沉默的丈夫怒不可遏,想起鲜血流满客厅,想起那个装尸体的行李箱……

在监狱,服刑人员每周要写周记汇报思想。田丽初中毕业走出校门后,打工、插队、上班,几乎再没提笔写过字。年过半百后,她在监狱开始重新学习。

在民警的教育下,她开始懂得,生命独一无二,不该被任何人轻率地抛弃。

早晨睁眼,陈勇躺在窄窄的单人床上,起身,把被子叠成豆腐块。

左右两堵墙边,各放着三张上下铺床,中间一排桌子。窗户下,一边是洗脸台,一边是便池——这是南汇监狱监舍的统一布局,上海市的监狱大多如此。

12床被单都是蓝白条纹,叠好的被子放在一头,白色的枕头在另一头。推拉门一拉,机械锁“咔哒”一声锁上。这个3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就是服刑人员的全部生活区域。


重阳节教育活动

要说怨,陈勇不可能没有。妻子引火烧身,自己去灭火,却被烧得更重。今年中秋节,监狱特地为田丽和陈勇安排了一次亲情会见,但陈勇拒绝了。“他性格内向,极少说话,属于犯群里很不起眼的那种,但又有自己的坚持。”民警张钢说,陈勇几乎不主动联系妻子,催他才会动笔写封信。

打死阿强后,陈勇脑子一片空白。他和妻子一直枯坐,直到儿子下班,哭着求父母自首,他才回过神来。妻子坚持不报警,父子俩便把尸体装箱,放进了后备厢。陈勇开车,在夜色中一路向南,出了省界,他们才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扔掉了箱子。

陈勇经常恍惚,那一夜怎么就能要了人命呢?虽然客厅就是“案发现场”,但此事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家人默契地绝口不提。直到当地刑警接到报案,有施工队在作业时挖出了白骨,根据DNA比对,确定死者身份后,一切才真相大白。

刑期漫长。田丽还有两年就要出狱了,陈勇的刑期还剩17年半,如果身体允许,快90岁就能出去抱抱孙子了,但“那时候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不给抱了吧”。

他有时会想起,那个小伙子怎么样了,阿强的儿子,当时21岁。法庭上,阿强的七个兄弟姐妹冲着他们一家三口大喊“杀人偿命”时,他坐在一旁没有任何表情。

在思想汇报里,田丽写“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孩子身边。”陈勇写“认罪服法,弥补过错”。

一生忙忙碌碌,只顾着生活,从未想过审视内心。老年的牢狱生活,让他们不得不面对本心,做最后的整理与反省。

但对老年犯来说,未来不仅关乎刑期长短,还取决于生命的长度。来南汇监狱服刑的服刑人员,不少入狱时就已白发苍苍,有的坐着轮椅,有的生着重病。一双双手伸出来,都已皮松肉弛、遍布老年斑。

诈骗犯李某60多岁,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全身只有右手还能勉强抬起来,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需要在其他服刑人员协助下生活。

“虽然关心他的病情,但他的罪行一点也不值得同情。”主管民警倪军华说。李某骗人时舌灿莲花,以提供建材为名,专骗老人的装修款,一单就是几十万。“60岁的去骗80岁的,将心比心,于心何忍?”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和南汇监狱仅一墙之隔。服刑之初,每位老年服刑人员都做过检查,几乎所有人身上都有病,少则两三种,多则七八种。最常见的是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和冠心病。每天早晚吃过饭后,监狱组织他们根据监狱医院开具的就诊病历服药。


上海市南汇监狱里的老年服刑人员

结核病犯监区、精神病犯监区……分监区关押,也蕴含着监狱对这群服刑人员的用心。既是老人、病人,又是服刑人员,同时失去自由和健康,踏入监狱的那一刻起,有的人身心都处于崩溃边缘。

监舍的地上,盥洗室的瓷砖上,都是鲜红的血迹,点状、片状——身患结核病的服刑人员杨某又咳血了。民警倪超得知后,赶紧去询问情况,并把杨某扶上轮椅,推他去监狱总医院看急诊。

路上,杨某带着哭腔问:“倪警官,我是不是要死了?” 60多岁的杨某因毒品犯罪入狱,除了肺结核,还患有高血压、脑梗、冠心病等疾病。他身体差、刑期长、年龄大,总把“我反正活不出去,能过一天是一天”挂在嘴上。但真到了生死关头,还是掩饰不住害怕。

医生会诊后判断,这次咯血不是肺结核复发,而是咳嗽太用力,肺上的血痂掉了,才不断涌出鲜血。在护士和倪超的安抚下,杨某安定了下来。倪超这才发现,杨某的鲜血和呕吐物都沾在自己衣服上了。杨某冷静下来后哭着说,家人早就疏远自己,但警官却没嫌弃过他。

这些早已经内化为监狱民警的工作习惯。每周身体不适的服刑人员都会统一去监狱总医院看病;遇到服刑人员突发疾病,民警会第一时间将他们送到监狱总医院救治;对于病情复杂的服刑人员,也会及时联系社会医院送诊。在生死线上走过一遭的服刑人员,都发自内心地说:“感谢政府和警官没有遗弃我们这些罪人”。

常常有人不解,为什么要费心费力给这些服刑人员治病?为什么要对“坏人”这么好?“就医是权利,改造是义务。”南汇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唐绍兴说,罪行自有法律审判,但生命权至高无上。

但付出也不总是会被理解的。某天凌晨三点多,70岁的服刑人员郑某上完卫生间,突发脑出血晕倒在地。值班民警李健按处置预案,立刻将其送往监狱总医院抢救,因为救治及时,他转危为安。

可服刑人员家属来监狱探望时,不仅没有感谢,反而质疑是民警不作为才导致服刑人员受伤的。由于狱内监控视频覆盖到位,清晰地还原了事情经过,才打消了家属的猜疑。“我们要时刻绷着一根弦,这不仅是对服刑人员和家属,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采访田丽那天,天气很好。在南汇监狱七监区的阅览室的窗边,斑驳的日光从窗口透进来,地面和桌上都是星星点点的亮光,窗外的树叶轻轻摇摆。

提起儿子和孙子,田丽望望窗外,语气里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和怯懦。孙子刚上幼儿园,只知道爷爷奶奶都在外地,“我是个罪人,以后会继续赎罪。出去以后,我想帮忙带带孙子,希望媳妇不要嫌弃。”

对服刑人员而言,亲情永远是服刑改造的最大动力,尤其是人生进入晚年的老年犯。民警谢敏记得,有位上海籍服刑人员赵某,入狱时60多岁了。儿子贩毒被抓后,儿子的朋友请她帮忙送一包东西,结果一送过去,她就因私自携毒被当场抓住。她判了9年,儿子是无期。母子俩双双入狱后,老公绝望自杀。在入狱的第3年,她又查出患了癌症。

整个刑期,谢敏都是她的主管民警。家庭破碎,她恨自己,也恨儿子,一度丧失了继续生活的勇气。谢敏鼓励她:“你和儿子都只有对方这一个亲人了,你儿子好好表现,就有可能无期改有期,你必须好好活着,才能等到儿子。”

赵某听了进去。“等儿子回来”成了她生活的意义。刑满出狱后,她还定期给谢敏写信和打电话,感谢她维系住了他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但不是所有服刑人员都那么听劝,换言之,听劝的人也很难会出现在这里,尤其是早已形成思维定式的老人。

服刑人员孙某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杀人入狱,服刑20多年,出狱前,他跟主管民警熊佳明念叨:“我好亏,在监狱几十年,出去什么都没有了。像我这种人,政府就应该管管。”

熊佳明和孙某的孙子差不多年纪,但他很严肃地教育对方,“你出去第一件事,应该是去被害人的坟头,看看在墓前你还说不说得出‘好亏’这种话。不知道忏悔和自立,还想不劳而获,这样下去,难道你还想再进来吗?”

年轻时的选择,决定了老年的境遇。一步错,还能改,步步不改,只能越陷越深。20岁盗窃,25岁抢劫,冯某的人生几乎以监狱为家。65岁的年纪,他因猥亵罪最后一次入狱。刚入狱不久,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被送去监狱总医院抢救。

病危通知单下发后,民警帮助他联系家人。但找遍了他所有的亲属,没有一个人愿意见他。亲弟弟说,因为冯某,全家人被村里人戳着脊梁骨骂,他们再也不想跟这个人有任何瓜葛了。

一个冷清的冬日早晨,冯某的火化室外面,只有几位监狱民警。年轻民警说,看着那个萧瑟的画面,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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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监狱改造宗旨是“把大墙内的人改造好,让大墙外的人生活好”。“大墙外的人包括服刑人员家属和普通群众,对家属而言,服刑人员以全新的面貌融入家庭生活,是‘浪子回头何其幸焉’,对普通人来说,犯过罪的人回归后远离犯罪,有益社会和家庭,才符合期待。”熊佳明说。

孙某出狱一段时间后,监狱收到了他的信,他用在监狱学到的技能找了份工作,还特别感谢了熊佳明:“出狱后我悔恨过往,告别过去,现在有政府关心,也能自食其力,请熊队长放心,我不会再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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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