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婚姻法——“七去”与“三不去”（“七去三不去”的离婚原则是如何体现宗法伦理精神的?）

古代也有“婚姻法”，内容主要是“七去”与“三不去”，不过是为男权主义者设置的。古代的离婚也像今天的离婚大战一样，也要有外遇啊感情不和啊夫妻生活不和谐之类的理由，不过这些理由都是为男同胞考虑的。

《后汉书•应奉传》的附注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叫邓元义的人，他的父亲邓伯考是朝中的尚书仆射。邓元义先回了老家，他的妻子就留下来伺候婆婆，虽然非常孝顺，却不被婆婆所喜欢。婆婆整天把她锁在空房里头不说，还不给她足够的饮食，以至于邓元义的妻子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但是她一点怨言也没有。有一天公公邓伯考感到奇怪，就问原因，他的孙子邓朗已经长大，懂事了，就告诉自己的爷爷，母亲没有病，就是一直吃不饱。邓伯考忍不住哭了，说道：“没想到婆婆对媳妇居然这么不好。”因此把邓元义的妻子遣送回家，劝其改嫁，后来邓元义的妻子嫁给了将做大匠（官名）的华仲。邓元义回来之后，有一次在路上看见坐车出游的妻子，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原来的老婆，不是她不好，而是我的母亲对她太残酷了。

以前的离婚也像今天的离婚大战一样，也要有外遇啊感情不和啊夫妻生活不和谐之类的理由，不过这些理由都是为男同胞考虑的（做一个古代的男人就是幸福哇），《大戴礼记•本命》记载：

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翻译成白话：第一条是不孝顺父母，第二条是不能生育出男孩子，第三是乱搞男女关系，第四条就是嫉妒，第五条就是身染重病（因为这会增加男方的家庭负担和社会形象），第六条是多嘴多舌，第七条是盗窃。

不过最常见的离婚理由主要是第一条和第二条。

第一条所谓的不孝顺父母，往往是婆媳不和。曾经有首歌曲很流行，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堪称婆媳大战中媳妇的心声。

《礼记•内则》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可见“出妻”不是决定于丈夫，而是取决于公婆。

《后汉书•鲍永传》上说：“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连在公婆面前叱狗也要被“出”了，没天理啊！在这里为全体古代女性默哀三分钟。

而《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鲍永、姜诗本来默默无名，由于孝母休妻，一下子出了名，永载二十四史，可谓是“赚翻”了。

至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钗头凤》中陆游和唐琬的悲剧，归根究底，也是因为第一条。

第二条是因为古代以子嗣为重。即便贤者如顾炎武，在《规友人纳妾书》中也写道：“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

因为无后的缘故而纳妾出妻，是得到整个社会舆论支持的，自然有不肖之徒因为喜新厌旧借这一条抛弃发妻。比如魏时有个平虏将军叫刘勋，他的妻子叫宋王，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家的女儿，就以宋王“无子”而把她“出”了。其时，两人已结婚二十多年了，要“出”早该“出”了。

由于“七去”的解释权在男方，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口舌、嫉妒等条目，更是很主观的判断，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婚姻大事，关乎宗法人伦，礼教也不允许男方太过分地行使否决权，于是又规定了“三不去”。

什么是“三不去”呢？《孔子家语》上说：“三不去者，谓有所娶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

为什么呢？“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取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其实也就是民间流传的“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七去”、“三不去”据说曾载于汉令，今已不可考。唐律则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清律则规定：“凡妻无应出……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辑注云：“七出，于礼应出，三不去，于礼应留；义绝必离，姑息不可；七出于礼可出，未必即谓之应出，与义绝不同。”

可见事实上，法律对“七出”还是留下很大的宽缓的余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