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思想是如何弘扬的（儒家文化如何传承）

时间：2023-04-05人气：作者：佚名

文章目录：

1、儒家文化、思想是如何弘扬的？

2、儒家文化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关系

3、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4、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5、儒家文化：概述儒家思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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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文化、思想是如何弘扬的？

儒家文化虽产生于两千年前，但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文化也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今天，我们说起儒家，提起孔孟，不免产生距离感，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那么，离我们日渐遥远的儒家文化、思想又该如何弘扬呢？一起和小编来看看吧。

弘扬孔子儒家思想是现今世界的当务之急。我们怎样去弘扬孔儒思想呢？其实弘扬孔儒思想主要有两个途径：

是用儒学学术来推广。但这只能局限在学校，学者、专家，人数不多，占群众的比例太少，很难造就满街满巷都是圣人。如恢愎

2、儒家文化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关系

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西方哲学家讨论的问题，现代人容易将道德和伦理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间虽然有必要的关联，却存在着差异。道德与伦理有着一定的关系，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儒家文化思想中的道德与伦理间的关系，一起来看看吧。

礼与仁

儒家学说有两个基本概念：礼与仁。如果进行道德哲学分析，那么，礼可以视为伦理尤其是伦理实体的概念，仁则可以视为道德尤其是道德主体的概念。礼与仁，可以说是伦理与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表达。

一般认为，儒家学说尤其是道德哲学是以“仁”为核心的。理由有二：其一，礼是孔子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造；其二，在儒家论述中，尤其《论语》中，仁出现频率比礼多，地位也更重要。但是更需要思考的是，在礼与仁之间，孔子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是建构一个“礼”的社会，还是“仁”的个体？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谁更优位的问题？《论语》中的一段话对“礼”与“仁”的关系进行了重要诠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以“仁”说“礼”，以“礼”立“仁”。可见“仁”的根本目标是“礼”，孔子以“复礼”为自己的使命。“复礼”必须“克己”，“克己”就是超越自己的个别性，达到孔子所谓“大人”的“普遍性”。“克己复礼”的过程，就是“仁”的建构过程。

从道德哲学角度看，“克己复礼”是一个道德与伦理同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复礼”确实具有目的意义。只是，孔子为了实现“复礼”这一目标，着力解决如何建构“仁”的道德主体这一问题。他对“仁”之于“礼”的意义强调到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会以为“仁”比“礼”更重要。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伦理与道德在孔子体系中的地位，那就是：礼仁同一，伦理与道德合一，伦理优先。

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更为具体的阐发和辩证展开。孟子的一段话能够代表儒家关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理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段话中，最关键的是“人之有道”与“教以人伦”之间的关系。儒家学者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人“类于禽兽”。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教以人伦”，通过伦理教化，实现人格完善，达到克己复礼的目的。

天与理

在儒家体系中，对伦理与道德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也有不同表述。在孔子是“礼”与“仁”，在孟子是“五伦四德”，董仲舒以后则是“三纲五常”。无论如何演变，伦理与道德始终一体，而且“礼”、“五伦”、“三纲”的伦理，之于“仁”、“四德”、“五常”的道德总是具有优先地位。用现代道德哲学的话语诠释，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总是在具体的伦理情境中建构道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不是诉诸西方式自由意志之类的抽象。

孔子以后，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尤其是儒家体系中，总有三个结构性元素：伦理性的礼或人伦，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养则是它们之间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养的关键在于“修身养性”。“身”即人的个别性或所谓“单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质或所谓“普遍物”。“性”作为普遍本质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养”；“身”作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则潜在某种道德上的危险性，因而有待“修”。“修身养性”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会性。

可见，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在儒家思想中说是礼仁合一，伦理道德共生，伦理优先。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理想主义，对现实的伦理存在和道德状况采取批判的态度，提出“内圣外王”，“圣”是“王”的前提条件，以此作为对“王者”的道德教训。宋明理学通过儒道释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统摄“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也是伦理与道德统一的一种诠释。到了理学阶段，中国道德哲学核心概念，已经不是“礼”，也不是“仁”，而是“理”。

与西方相比，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但人们一般承认中国伦理尤其儒家伦理的准宗教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伦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也不仅因为作为完成形态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宋明理学中已经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参与了中国伦理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精神本身与宗教有相通之处。伦理必须作用于人们的精神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所以，中国道德哲学一开始就设置了兼具伦理与宗教意义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学，形成所谓“天理”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完成。

“天”与“理”的结合，是伦理与宗教的结合。这种结合不能一般地解释为道德哲学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国伦理与宗教在哲学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伦理的实体被人格化，这就是上帝。在中国，伦理性的实体被哲学地把握和表达，但由于它同样具有某种终极性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圣性，因而寄托于集自然、伦理、宗教于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现。孔子着力于“仁”，坚持“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却认为“仁”是一个精神境界。“伦”的实现，有赖于“精神”的信念和信仰，“伦理”便是所谓“伦”之“理”。

因此，不仅实体性的“伦”，而且作为达到“伦”的条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种宗教的哲学气息。西方最担忧的问题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中国自孔子始最担忧的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伦理”与“精神”圆融而成的“伦理精神”，不仅一般地意味着二者的同一性，更重要的是指谓“精神”是“伦理”的条件。二者的同一，是伦理存在与伦理方式、伦理能力的同一。

3、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儒学的创立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而儒家的思想也由古至今延长至今，儒家哲学注重个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那么，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4、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孔子在他们那的影响力也十分的巨大，特别是他们在教育中也深化了儒家思想。本期的民族文化，为你解析。

1、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认为人类社会靠的是有社会组织的群体力量，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整体主义原则。在韩国企业文化中，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是一个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另外，韩国曾是以种植稻米为主的农业国，“稻耕文化”孕育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这一点也对形成和衷共济的团队文化起到了一定影响。

2、家长权威的从属关系

儒学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将其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即“忠君”，是封建传统阶级意识的“至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绝对的忠诚和服从。因此，韩国企业中对经营业主的尊敬和对上司的服从被评价为美德，同时经营业主和上司以权威和慈爱带动着员工和下属。

另外，在韩国家庭里，父亲作为家庭的长辈，要成为夫人和子女效仿的典范，并以其权威来治家。而韩国企业多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创始人非常重视家庭的血缘关系，认为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帮助自己巩固企业，所以在韩国企业主多为家长，企业管理者多为亲属。于是，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管理被传递到企业中去，形成了下属必须服从上级的垂直式从属关系和服从意识。

3、务实勤勉的劳动意识

儒家教育思想推崇“名必有实，事必有功”的务实作风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勤勉态度，主张要“谨于言而慎于行”。在儒学基础上形成的实学更是保留了这种思想，实学主张面向现实，不尚空谈，在儒学和性理学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切合现实的实际性，提出务实踏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和生活观。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诞生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改善农民生活和在农民中提倡新的劳动道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方针概括为‘勤奋、自立和合作’这样一个口号。”不管是传统思想还是现实运动都折射出韩国国民务实勤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

4、重教尚贤的人才观念

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民众也具有重视教育和人才的传统。中古以前的孔子在韩国更多地是作为教育圣人的形象，古代韩国人接受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而优则仕”等思想，主要在人性伦理上重视对人的教育，他们视受教育高低与否来论人的高下。儒家重视教育，更重视学习，把学习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直接联系起来。在学习化时代的今天来理解儒家的这种思想，就是将学习放在首位，树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念并付诸实践。

新儒教伦理强调人的学习、修养和教育，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教育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接受过良好教育是通向较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企业录用新职员时，非常注重学历，高学历意味着良好的资质，能获得较高职位。并且十分推崇终生学习的思想，十分重视员工的在职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凝练成一种向上的企业精神，树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员工有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思想，已成为韩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